…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一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么用？电报有什么用？统计数字有什么用？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么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么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教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鼠疫》。《宇宙报》的主编路易&183;弗约在一个整版评论里写道：【《鼠疫》虽然没有把瘟疫的责任推给教会，甚至让帕纳卢神父死得像个圣徒，但却写出了没有教会也能活得像义人的人。

这比直接攻击我们更危险。因为他会让读者以为，信仰是不必要的。】

弗约的文章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他太软弱了，应该直接谴责《鼠疫》是无神论的宣言；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说得对，这本书比无神论更危险。

但是巴黎教区的吉博大主教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他在一场布道中特地提到了《鼠疫》：

“我还没有读完这部，不便评论。但我已经看到，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在苦难中如何保持尊严？

教会的回答是：靠信仰。索雷尔先生的回答似乎是：靠人自己。这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自己想清楚。”

这种不痛不痒的表态，反而让更多人想去读《鼠疫》。

出人意料的是，对《鼠疫》的批判最为激烈的，竟然是还在圣佩拉吉监狱服刑的保罗&183;拉法格他写了一篇长文，设法传递了出去，并刊登在了《平等报》上：

【索雷尔先生曾经站在工人一边，反对殖民，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我们的人，可《鼠疫》让我们失望了。

他把瘟疫写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没有资本家在操纵鼠疫，没有政府在故意传播疾病，没有一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

在里，瘟疫就是瘟疫，一种自然现象。这等于告诉工人：你们的苦难不仅不是人造成的，而且是没有原因的。

那你们还反抗什么？如果把瘟疫比作资本主义，那医生和志愿队就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没有推翻制度，只是在修补漏洞。

鼠疫过去了，生活恢复原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拉法格不喜欢《鼠疫》最后给出的这个结论，但他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所以最后只能写道：【索雷尔先生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人不需要等到革命胜利才能做好事，但这不是工人需要的答案！工人需要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好事的伪善！】

这篇文章在左翼圈子里传阅了一阵，最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在用政治衡量文学，本来就不对。

而最有趣的评论来自《费加罗报》，它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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