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其法、不能择其人耳。”

“景仁兄以杨炎为戒，在下却以德宗为鉴，变法之难，不在法初行时之谤议，而在法既行后之动摇。今人读史，只见变法者身败名裂，便谓变法必亡，殊不知历代衰世，多因固守旧弊、惮于更张。东汉桓灵，何尝变法？唐之晚季，何尝变法？皆因循苟且，坐视疮痍日深，终至不可救药。”

陆北顾本来在众人里年纪就最轻，再加上还有两位他当年的考官在场，所以平常说话是比较谦逊的。他这时候才说道。

“识天下积弊之深，非小修小补可救；识旧法陈腐之甚，非破旧立新不可。至于德宗之流，既无识见以判大势，又无担当以抗浮议，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此等君主，纵不变法，亦难逃祸乱。”“史家论政，多责变法者激进，少责守旧者迂腐。然则庆历年间，范文正公行新政，不过裁冗官、明黜陟、抑侥幸数事，便遭谤罢。若依此论，岂非天下事只宜因循，不宜有为？”

论史至此，其实五个人的观点就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都已年逾五旬的范镇和蔡襄偏保守，而范镇是极端保守，蔡襄则是支持有限改良，算是极右和右；尚算年轻的王安石和陆北顾偏激进，而王安石是极端激进，陆北顾是稳健改革，算是极左和左。至于王珪，中间派，或者叫 骑墙派。

而在座的这五个人，也基本上算是包含了大宋庙堂里所有的政治光谱了。

实际上，在眼下这个新老交替的节点，那批平均年龄接近七十岁的秉国老臣们，已经在不断凋零。而如范镇、王珪等人这批庆历、康定、宝元年间中进士，如今五十来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的大臣，即将登上权力舞的中心。

嗯，翰林学士，按照大宋制度属于“四入头”，所以谁下一步进两府都不奇怪 所谓“四入头”是庙堂惯例的俗称，指朝廷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这四个差遣中挑选两府相公。而四个差遣的优先级是从前到后的。

通常来讲，三司使的级别就是比开封知府、御史中丞要高半级，所以才会经常出现由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晋三司使。

而翰林学士作为两制体系内的顶点，级别跟三司使相仿，但因为翰林学士通常并非只有一人担任，所以在晋升两府相公时，优先级要比只有一人担任的三司使低一丢丢的。

故此三司使和翰林学士，是最有可能晋升为两府相公的，而正常情况下，晋升为参知政事的概率远比晋升为枢密副使要低。

至于曾公亮从开封知府直接晋升为参知政事，看起来好像不合规矩，但他当时其实是翰林学士兼权知开封府，所以实际上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入东府的。

“二位所论，不无道理。”范镇声音依旧平和，“然德宗之失，固在动摇；杨炎之策，岂尽周全？两税法以钱为额，未虑钱重货轻之变；量出制入，易开横征暴敛之门 此非行法不彻，乃立法之初，已伏隐患。”

范镇也不愿意伤了和气，只是就史论史。

眼见再说下去又要议论到本朝，王珪赶紧转移话题道：“说起来，今年的士子文章，比嘉祐二年那届，似乎差了些意思。”

陆北顾的思绪也难免有些飘忽。

嘉祐二年那一科，距今已经整整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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