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偏爱谈艺 书法、绘画、金石、音律，无所不通，而对于庙堂现状，谈论起来虽然也时有指摘，但却不似年少时那般激昂了。

整体来讲，蔡襄的政治理念，跟他的两位同年富弼和欧阳修是基本一致的，在早年他们都支持变法，但亲眼看到变法的实际难度后便转向了更务实的改良，也就是在现有制度上小修小补。

“然也。”范镇目光转向窗外沉沉夜色，“唐德宗初登基时，何尝不想做中兴之主？杨炎罢租庸调、行两税，亦是看准了均田崩坏、户籍流散之势，然急于求成，一味聚敛，终失民&183;心 后来陆贽劝谏，德宗虽嘉纳，然大势已去，可见为政者若自恃良法，不察民间痛痒，待到听见“时日曷丧’之歌，恐悔之晚矣。”

“读史明智，诚哉斯言。”

王珪只随口说了句没营养的话。

他跟王安石是同榜进士，都是庆历二年那届的，但他是榜眼而且文章写得好，所以被官家赏识，在两制体系内待了很多年，其所撰四六制诰，典雅工整、闳侈瑰丽，亦极擅应制诗，是官家最喜欢的笔杆子。因此，王珪的仕途走得也比王安石顺得多。

嘉祐二年时，他年仅三十八岁就做到翰林学士了，彼时王安石才刚刚从常州知州的任上调回京。那时候，王珪的级别不仅比王安石的高很多，甚至比范镇还要高，只不过这几年始终没什么进步，就被范镇给追平了。

而相比于其他人，王珪其实是那种符合刻板印象的“读书人”，即温文尔雅，擅长文章，不善言辞。在茶话会上，他也最为谨慎，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听着，偶尔才插一两句话。

嗯，在史书上王珪还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叫做“三旨相公”。

这便是指后面轮到他做宰执的时候，他只会混日子，于官家前曰“取圣旨”，曰“领圣旨”，退谓吏则曰“已得旨”，在施政方面毫无建树。

另一侧，王安石如何听不出范镇话中深意？

“景仁兄所论，固是史家常谈，然在下读《唐书》，所见略异。”

众人目光皆聚向他。

烛火在王安石深陷的眼窝里投下跳动的影子。

“德宗之失，岂在变法？恰在变法不彻、半途而废。”

范镇拈须的手停住了。

“建中之政，初行两税，确见成效。然德宗何如人？猜忌无常，用贤不终，以至于杨炎方行新法，即遭卢杞构陷赐死。此后德宗朝令夕改，既行两税，又复征杂徭；既欲理财，又纵宦官掌宫市、五坊小儿横暴街衢。此非变法之过，乃人主无定见、朝堂无正气之祸。”

王安石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若论聚敛，德宗后期用裴延龄辈，虚报羡余，苛敛无度，岂是杨炎初意？景仁兄引陆贽之言，然陆宣公奏议中亦明言“法贵必行，不宜数改。改则人疑，疑则不信。’德宗之弊，正在数改其法，使民无所适从。”

蔡襄若有所思：“介甫是说法既立，当持之以恒？”

“正是。”王安石颔首，“譬如医者，见病患体虚畏苦，便减药量、改方剂，病安得愈？唐德宗若真信杨炎之法，持之以久，遇弊则调，遇难则解，何至中道崩殂？观其后宪宗朝，用两税之制而削藩镇、复河朔，乃有元和中兴一可见非两税法不善，在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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