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头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在以前那个地方，实验记录本上的每一个字都要能被同行读得懂。写惯了。”

第三周，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了昌都。不是媒体找到了他，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目的地，小苏对外只说“他去旅行了”，而是一种更慢、更迂回的方式。一个从成都转院过来的病人带来了一份旧的《三联生活周刊》，上面有一篇关于“封印争议”的长文。护士把杂志落在了医生休息室的桌子上。杨平走进休息室倒水的时候，看到了那本杂志的封面，他自己的照片被印在封面正中央，旁边是一行大字：“杨平教授为何突然沉默？”他看了那行字大约五秒钟，然后把杂志翻了个面，让它扣在桌上。

他没有翻开。他知道那里面写的什么，推测、分析、引用“接近杨平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的“内部矛盾”，还有那家加州公司的声明说“我们尊重杨平教授的个人选择，但科学的脚步不会因为任何个人而停止”。他已经不需要再看到这些内容了。它们在他离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的脑子里，反复播放，像一个循环的录音带。他来这里就是为了让那个录音带停下来。

可是录音带并没有完全停下来。在那些手术之间的空隙里，在他一个人坐在值班室喝茶的时候，在他走在医院走廊里听到藏语广播的声音时，那个录音带就会悄悄转起来。他想起了125组那些细胞的代谢重编程，想起了热图上那条颜色变浅的横带，想起了那个被注射了不明液体后脸上浮现狂喜表情的男人。他不知道那支注射器里装的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支注射器刺入皮肤的瞬间，一种不可逆的东西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启动了。他关停了实验室，但他关停不了人们已经沸腾的心。

第四周的某一天下午，杨平在医生休息室里翻阅一本《中华外科杂志》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那是一些年轻人的声音，清脆而兴奋，夹杂着几句“好高啊这里”“我有点喘不上气”和“老师你看那个山头”。然后是扎西的声音，低沉的、耐心的，在给那些人介绍医院的布局。

杨平没有起身，他继续看那本杂志。

几分钟后，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了。扎西探进来半个身子：“杨老师，今天有几个来职业体验的医学生，他们说想看看，下午那台肝包虫病手术，能不能让他们在手术室观摩一会儿？我问了病人，病人说可以，就是围观别说话就行。”

“几个学生？”杨平问。

“四个，都是大一的，来自全国各地，有帝都的，有南都的，还有华西的……说想感受一下高原医疗。”

“让他们进来，站远一点，别碰任何东西，主语无菌观念。”杨平合上杂志，“我下午还有一台胆囊，做完之后再做肝包虫。他们要是愿意等，就等两场都看完。”

扎西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下午一点四十分，杨平走进了手术室。他换上了洗手衣，戴上无菌帽和口罩，刷手后，从扎西手里接过了手术衣。他穿好之后走到手术台前，无影灯的光线落在他手背上，照出一层淡淡的暖黄色。

第一台是胆囊切除，常规手术。杨平的动作流畅而克制，十五分钟结束，切口缝合整齐。做完这台手术他下了手术台，去休息室喝了口水。扎西在旁边准备第二台手术的器械，包虫病的那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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