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场合反复宣称“强制推行工会改革将导致芝加哥至少两万个岗位流失”的具体数字依据。

坦纳回答时，试图将这个数字归因于货运协会提供的行业趋势预测，并补充说明这是通过多家企业人事部门报上来的综合估算。

但佩科拉当即将一份由铁路委员会备案的行业人事报告推到他面前，报告显示，同一时间段内芝加哥卡车运输量的实际数据并未呈现足以对应两万个岗位消失的萎缩迹象。

紧接着他进一步追问道，如果因为拒绝工会改革而导致全行业陷入联邦干预和消费者抵制，失业数字又会是多少——

坦纳和他的同僚们曾公开以自己不具备预测能力为由回避这类假设，但在已经自行预估过“两万个岗位流失”的前提下，这种双重标准直接暴露了他们此前所引数据的选择性和功利性。

下午，佩科拉又从另一名曾在州议会宣称自己始终独立投票、不被任何外部资本左右的议员当天上午的发言切入。

他展示了几张经由银行合规部门配合调阅。并由国税局注明索引的支票副页，该议员所在选区过去两年间曾先后收到数笔总计数千美元的捐款，每一笔都与菲尔德家族名下某控股公司的账户流水和汇款时间吻合。

当被追问这些捐款与他后来在州议会中对坦纳提案表示赞成立场的关联时，该议员先是否认二者在因果上具有任何联系，但面对支票上标明了“州议会竞选委员会”以及寄发时间与提案投票日期之间高度一致的记录，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干涩，最后只是反复强调“所有捐款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佩科拉没有趁机训诫他，只是轻轻放下支票复印件，补了一句：“我在国会听证期间发现过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不会无缘无故寄出这种数额的支票，他们通常希望你用别的方式还给他们，而你显然做到了。”

进入第三天，坦纳和他的同僚们已经明显处于完全下风。

他们的辩解从最初的自辩转为被动防御，又从被动防御沦为一连串支离破碎的“我不记得”和“我需要查一下记录”。

每一次他们试图用程序性反对延时间，罗伊就在主席台上，用同一把槌子敲出果断而平稳的驳回决定。

他虽然没有对双方的‘交战’作任何表态，但每一声槌响都在无声地告诉全场：台下的这几个家伙正在被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