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方大地天翻地覆的同时，南方各省也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执中。

这场争执的核心，无关抗敌复土，无关安抚百姓，而是聚焦于一个最迫切也最敏感的问题——

社稷不可一日无主，到底该拥立哪位宗室承继大统。

南京朝堂之上，两大阵营针锋相对。

凤阳总督马士英纠集了一批勋臣、太监，秉持“立亲”之说，坚决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上位。

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直系长孙，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如今崇祯以及他的三位皇子都已被俘，按宗法伦序，朱由崧无疑是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

而以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更倾向于“立贤”。

他们看中的是潞王朱常淓，神宗皇帝的侄子，论亲疏差了一层，但据说此人素有令名。

可这场看似“立亲”与“立贤”之争，其实骨子里还是万历朝“国本之争”的延续。

早在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为了阻止神宗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可谓是前仆后继，与皇帝斗了十五年。

从“国本之争”再到“福王庄田之争”，双方积怨已深。

一旦朱由崧登基，秋后算账，东林党人怕是要吃不了兜著走。

为了保住性命与地位，身为东林党魁、礼部侍郎钱谦益不顾路途遥远，两次从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四处游说朝中诸臣，提议迎立潞王。

凭借其东林党领袖的声望与清名，钱谦益很快便拉拢了一大批拥趸；

其中不乏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朝廷要员。

而在这一众支持者中，最具分量、也最能决定局势走向的，则莫过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史可法，字宪之，河南祥符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出身。

早在崇祯元年，他便考中了进士，并被外放到了西安府。

彼时的史可法还是一介小小推官，在三边总督杨鹤的指派下，负责安抚各地流民和归降的起义军队伍。

后来，他又跟著卢象升在中原剿寇，从户部主事、员外郎一路升任南京兵部尚书。

虽然南京中枢建制完整，设有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等府衙，但却多为闲职，官员基本也是些养老、贬谪之人，权力有限。

但唯独南京兵部尚书一职不同。

自成化年间起，南京兵部尚书便固定兼任了“参赞机务”一职。

这一兼职赋予了其统管南直隶军务的权力，地位远高于其他南京官员。

有了调兵、统兵之权，因此史可法便与魏国公徐弘基、守备太监韩赞周组成了南京的最高决策层。

但到了明末，勋贵势力早已衰落，徐弘基空有爵位却无兵权；而崇祯被俘后，守备太监韩赞周也没了依仗。

如此一来，史可法便成为了南京真正的定策核心，能够同时号令文武百官，话语权无人能及。

身为东林党人，他自然十分倾向于迎立潞王朱常淓。

可以说，只要史可法下手快、以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参赞机务的身份，联合守备勋臣，守备太监，宣布拥立潞王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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